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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 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文化、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政治学等七个维度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展现其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为文人的苏轼、为思想家的苏轼、为生活美学家的苏轼。全书立论严谨精辟，妙悟新见迭出，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是“苏轼传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目录

导言产生巨人的时代1

章“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1

一、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2

二、在家乡与京城之间14

三、变法风潮中的汴京20

四、从二千石到阶下囚29

五、谪居江岸的东坡居士35

六、成为元祐大臣45

七、四任知州54

八、流放到海角天涯59

九、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69

第二章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80

一、哲学 的苏轼80

二、研究苏轼哲学的基本资料99

三、苏轼哲学概述108

四、苏轼哲学的特色141

五、苏轼与禅宗148

第三章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162

一、《春秋》学与相关史论166

二、苏轼的史评190

第四章立朝大节：苏轼的政治态度238

一、政论239

二、政见252

三、政治人格311

第五章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319

一、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322

二、光照千古的文艺成就336

三、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368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410

第六章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423

一、颜子学与“寄寓”思想424

二、生死、出处、大地438

三、“寄寓”者的文化性格448

四、“寄寓”与“存性”458

附录467

苏轼年表467

王水照，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宋代文学，出版有《苏轼评传》（合著）、《苏轼苏辙研究》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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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他发现苏轼诗中反复出现“吾生如寄耳”这一句，“略为记之”就有五处之多，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今计共有九处，倘加上字面略异而意思相近的，则 多。详见本书第六章。“寄”，是寓居之意，即谓此世界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皆非永恒停留之所，生命从别的地方来，还要归别的地方去，只是一段时间寄居于人世。然则，人世不是生命的归宿，而只是寓所。这就是苏轼反复咏叹的“吾生如寄”一语的含义，它揭示的当然是生命的实际情形，没有人能够否定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寄居的生活？苏轼用了他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在大起大落、屡起屡落的不平凡生涯中，寻找着对每一个平凡人都有所启示的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当然，先要从家世与幼年生长的环境说起。

    一、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苏轼的家乡是四川的眉山，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许，离秀丽的峨眉山 近，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纵贯过这个城市。在宋代，眉山与青神、丹稜、彭山三县同属眉州治下，眉山是州治所在地。眉州又称武阳或通义，这是汉、隋时代的旧名了。《华阳国志》“犍为郡武阳县”条下，记此地在晋时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4年。。中国的学术文化，两汉在太学，三国以下即转入贵族私门，故凡大姓较多之处，文化气息便相应地浓厚一些。可见苏轼的家乡在魏晋时已有不错的文化底子。到唐代，四川成为中央政权的大后方，中原有战乱，皇帝在长安坐不住，率作入蜀避地的打算，一些大家族也跟着进川，由于眉州距成都不远，故迁至此处的中原侨姓为数不少，他们多少带来些中原的新文化。入宋以后，眉州逐渐成为 的文化之邦。宋初名臣田锡，就出自眉州。田锡，《宋史》本传称“嘉州洪雅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高等。按《元丰九域志》卷七“嘉州”下云：“淳化四年（993年）以眉州洪雅县隶州。”（《宋史?地理志五》同）所以，在田锡中进士以前和以后的十几年中，洪雅尚属眉州治下。田锡应是眉州在宋代的 位进士。

    有宋三百年间，眉州为中国贡献了不少文化名人。清嘉庆时编《眉州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得其三；以史名者三，而眉得其一。”《眉州属志?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本。这里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以史名者三”，指《新唐书》《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其中李焘是眉州丹稜人。留存之今的宋代重要文献中，出自眉州人之手的甚多，如王称《东都事略》、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杨汝明《成都文类》、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唐庚《唐子西集》、苏过《斜川集》等。这些著作，与田锡、三苏、李焘的著述加在一起，分量是十分厚重的，其中多为研治宋代文学、历史、哲学的 之书。以故，南宋的陆游曾称眉州为“郁然千载诗书城”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九，中国书店，1986年。

    宋代眉州方志有家安国（苏轼好友）的《通义记》、孙汝听（曾为苏辙作《颍滨先生年表》）的《眉州古志》及张伯虞的《江乡志》，悉不存。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九是记眉州的，但此卷亦佚。惟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保存了宋代眉州的一些地方史料，其引《通义志》（当即家安国书）云：“吾邦之胜，似乎洛阳。眉之通衢平直广衍，夹以槐柳，绿荫蓊然。”又引他文云：“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我们从这几条材料，大约可以想象出宋代眉州的人文景观。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被贬出朝，欧阳修亦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来到了长江三峡的东端。这一年将近年底时，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依西历则已是1037年1月8日了。传统的算法，小孩子出生就是一岁，过了年又增一岁，所以，到1037年1月19日（旧历正月初一）以后，出生才十来天的苏轼已经两岁了。这样，我们在史籍上看到的苏轼年龄，比他实际生活的年岁要超出将近两年，比如他中进士时是二十二岁，实际才生活了二十年多一点。

    苏轼字子瞻，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比他小三岁（实际只晚生两年略多），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苏洵的《名二子说》苏洵著，今人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一文讲到他为两个儿子命名轼、辙的含义，前人系其写作时间为庆历七年（1047年）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庆历七年条下，巴蜀书社，1985年。按：此年苏洵之父苏序去世，洵还家服丧，从此结束游学四方的生活，居家著书教子，此年作《题张仙画像》，已称二子之名，则《名二子说》 可能的写作时间确为庆历七年。请参考《嘉祐集笺注》415~416页。又，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苏轼十岁时与母亲对话已自称“轼”，当属追叙之笔，难以为据。，那么，弟兄俩的名、字都是十来岁的时候才由父亲正式起的，其幼年的称呼当是含有排行之意的“和仲”、“同叔”，原有一个大哥苏景先，不幸夭折了。在苏轼之前，苏洵还生过三个女儿，长、次二女均未成人，幼女八娘自幼聪明，能诗能文，但遭遇很不幸，十八岁时嫁给舅舅程濬的儿子程之才为妻，程家持家不肃，八娘备受虐待，过门未两年即郁郁而死。为此苏洵写了一首《自尤》诗《嘉祐集笺注》“佚诗”部分。，并与程家 交了几十年。另据苏洵《题张仙画像》《嘉祐集笺注》卷十五。一文的说法，他在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中进士的那一年）到成都的玉局观看到张仙的画像后，每晨都向张仙祷告，祈生子嗣，结果有了轼、辙二子。苏洵认为那是张仙所赐——这当然是姑妄言之。

    关于苏轼的家世，在苏洵所作《苏氏族谱》和《族谱后录》《嘉祐集笺注》卷十四。中有记载。说是汉代苏章的子孙始安家于赵郡（今河北赵县），故苏氏郡望为赵郡。苏轼为祖父所作行状， 详细地说“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轼文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故苏辙的文集名为《栾城集》，而三苏也都自称“赵郡苏氏”。栾城的苏家在唐武则天时有宰相苏味道，后贬官为眉州刺史，卒于眉山。据说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即在此定居，从此眉山有了苏姓。苏洵的父亲名序，祖父名杲，曾祖名祜，高祖名釿，元祖名泾，泾以上至苏味道之间的世次已不可考。在苏轼出生时，其祖父苏序还在世，他是个性情开朗且能写诗的老人，有三个儿子，长名澹，次名涣，季即苏洵。当苏轼幼时，他们家里的一个突出人物是二伯父苏涣，天圣二年（1024年）就中了进士，曾经轰动乡里。苏轼后来曾追忆“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苏轼《谢范舍人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的盛况；苏辙也说当时“乡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 ”苏辙《伯父墓表》，《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0年。；苏轼的学生李廌著《师友谈记》，亦记载苏轼向他谈起苏涣荣归乡里之事。可见，这位进士伯父在两个侄儿的心中激起的波澜甚大。

    不仅如此，在苏氏兄弟的笔下，苏涣的高中还颇有历史意义。苏轼《苏廷评（序）行状》云：闻之，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及涣以进士得官西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轼文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

    相比之下，苏轼兄弟对伯父苏涣中第之事的标榜，是过于夸张的。

    当然，我们不避烦琐地插叙上述内容，真正目的不在于指出二苏的夸张其事，而是要通过它来说明：眉山一地对于幼年苏轼的栽育，应从此地的文化进步之历程中考察，因为此地的学风、士风并非真由苏涣才开启的。若说到整个四川，则 是如此，吕陶在皇祐四年（1052年）登进士第（早苏轼五年），据其自述，“成都同籍凡十一人”同科高中吕陶《秭归县令李君墓志铭》，《净德集》卷二十五，《丛书集成》本。。于此可见，在苏轼成长的年月里，西蜀的文化正处于不断升涨之中，而到苏轼之时则体现为高潮。

    从历 讲，蜀地的文化开发，一般推首功予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他选派人才至京师受学，又建学校于成都，“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文翁传》。据说苏轼从表兄文同，就是文翁的后代，见《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石室先生画竹赞》，及文同《丹渊集》(《四部丛刊》本)卷首载范百禄撰文同墓志。此未必可靠，但文翁所建学校旧址，一直保存于成都，称“文翁石室”，表示了川人对他的怀念。，蜀人向儒之风已可跟儒学的家乡相比了。此后，大儒扬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即为蜀人。殆及唐代，成都发展为全国的一大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即谓益州（成都）之繁华仅亚于东南的扬州。唐诗主调的奠基人陈子昂与盛唐之音的 代表李白，都来自西蜀，川人在文学上几已执唐诗之牛耳。晚唐黄滔云：“或谓鲁儒曰颜闵也，蜀儒曰扬马也，无不喜其词之美。”黄滔《噫二篇》，《莆阳王御史集》上帙，《丛书集成》本。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儒生代表就是鲁儒与蜀儒。唐玄宗、僖宗两次避乱幸蜀，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入了四川，与本地的文化传统融合而 有发展，此可从绘画艺术一方面略窥其一斑，北宋画家文同曾总结说：蜀自唐二帝西幸，当时随驾以画待诏者皆奇工，故成都诸郡，寺宇所存诸佛、菩萨、罗汉等像之处，虽天下能号为古迹多者，尽无如此地所有矣。后历二伪至国初，其渊源未甚远，故称绘事之精者，犹斑斑可见。文同《彭州张氏画记》，《丹渊集》卷二十二。

    文同也是蜀人，他与苏轼皆北宋大画家，在其艺术造诣之中有着蜀中绘画艺术的深厚积淀，是毋庸置疑的。

    依宋代蜀人之自述，五代前蜀、后蜀（所谓“二伪”）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十一。。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但公平地说，“二伪”的统治在历代政权中算不得太坏，其时的蜀中较中国其他地区相对安定、繁荣，且具较好的文化氛围宋代 早的纸币首见于蜀中，可以证明那里的商品经济 于全国，此是承前、后蜀而来；文化上，《花间集》以外，后蜀时刻过一次石经，还雕版印刷儒家典籍，这在历 也是开风气的，宋人亦多予好评。。四川沃野千里，向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经济上的发展远较五代其他割据之国为高，故宋得西蜀后，如骤获宝藏，诛求甚急。文同云：“剑南西川原野演沃，甿庶丰多，金缯纻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辇走以给中府，以赡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依之，固以为宝薮珍藏云。”文同《成都府运判厅燕思堂记》，《丹渊集》卷二十三。仅西川就达中央政府总征求之半数，若综计当时所谓“三川”《资治通鉴》唐顺宗永贞元年，胡三省注：“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言，不知凡几。所以，事实还有另一方面，即宋军下蜀虽甚易易，但由于过急诛求损害了蜀中经济并挫伤了蜀人感情，故入宋后的西蜀长期未获安定，兵叛民反不息，直至太宗、真宗之际，犹是“起甲午( 994年)距庚子（1000年），七年三乱，狂夫一呼，群应如响”吕陶《成都新建备武堂记》，《净德集》卷十四。“七年三乱”当指甲午（994年）李顺破成都称大蜀王，丙申（996年）王鸬鹚起事称邛南王，庚子( 1000年)王均以戍兵叛。。我们经常把北宋的蜀中几次暴乱论述为农民起义，但当时的蜀中人士却多认为那反映出蜀人对中央政策的普遍性的不满情绪。他们要求中央改变这种一味诛求的政策。文同、吕陶集中多有此种议论，苏轼《上知府王龙图书》中的论述 切中利害，见《苏轼文集》卷四十八。其后，政府对派往成都的地方官慎重选择，经张咏、蒋堂、田况、张方平等数位干练名臣的镇守，及大量录用蜀人治蜀以后据吕陶记，庆历六年“诏许蜀人初仕于乡”，见《夫人文氏墓志铭》，《净德集》卷二十七。，西蜀在政治、文化上融入统一朝廷的过程，才算完成。即便如此，北宋人士中仍数蜀人的地方观念 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世，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

    在苏轼兄弟走向汴京的时候，西蜀地区融入统一政权的过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可在他们的父亲苏洵力学求仕的一生中，却因蜀人的文化性格与北宋朝廷取士标准之间的龃龉不合，而饱尝了痛苦。他自谓“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苏洵《谢相府启》，《嘉祐集笺注》卷十五。，却又对应科举考试而必须学习的句读、属对、声律之学深抱反感，他“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苏洵《上韩丞相书》同上，卷十三。，且自命为“固有才智奇 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苏洵《衡论?广士》同上，卷四。，故学此术“未成而废”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同上，卷十五。，索性弃学游荡。但到二十七岁那年，又感到如此虽然痛快却不免会一事无成，便忽对妻子程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见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引苏洵语，《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重新发愤力学。这次力学的内容，当然就是少年时所厌弃的那套应试技巧，他勉强着自己硬着头皮学。次年（1036年）生下苏轼，到宝元元年（1038年）开始走上求仕之路，即入京参加进士考试，但此后数年间，却遭受了连续落第的命运，原因仍是“唯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苏洵《与梅圣俞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三。

    这几年里，苏轼正慢慢长大，到庆历三年（1043年）已经八岁，开始跟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读书苏轼《陈太初尸解》：“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轼文集》卷七十二。，也开始知道了天下有韩琦、欧阳修、富弼、范仲淹等人，是当时的人杰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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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5 这样一首诗，曾经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上，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的作者虽已死去很久，但诗却永生。因为生命犹如水逝，而逝水终在海，死去犹如月落，而落月不离天。

P442写景咏物诗。对乡土的眷恋和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使他几乎把居留过的每个地方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正是这种处处皆是吾乡的感觉，使他在迁转、流离的生涯中还能不断体会生命寓居的快乐人世的快乐，而不愿乘风归去。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

“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

P427苏轼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之大在于，他不曾遁入佛老的出世之路，而寻求到了另一种入世的价值。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却以庙堂为价值指归，佛老思想在理论上是肥遁于庙堂之外的，却又走向出世。苏轼受佛老思想滋养而得以超越庙堂，但不由此从其出世，却仍保持了对人生、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他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了真正足以栖居的大地。“大地”的意义就是：一种入世的、却不指向庙堂的价值所寄。具体来说，它包含了苏轼在黄州的所有行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参禅悟道以及对政治民瘼的依然关怀等）的价值；总体上说，则它承载起一种充满诗意的生存境况，就是一个人在天地间“如寄”的生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一个不卑屈于庙堂，又不离弃人世，安然若素，充满诗意地寓居于大地上的苏轼，正是我们最为熟悉的。

P428 传统思想的三教互补体系包含着一个“出庙堂即出世”的逻辑错误，但苏轼所寻求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刚好弥补了这个错误，对于后世文化人的生存模式的...

“实无负吏民”的苏轼，确实是在来自民间的各种帮助下，顶着来自官方的迫害，于十月二日安全到达惠州的。“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④，这个远滴蛮荒的“罪人”竟得到了惠州人民的欢迎。如果说，他在第一次贬谪时，对于神宗皇帝的赏识还抱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支持着他的生存的力量，都是来自普天之下敬仰其人格、喜爱其オ华的一般士民。相应地，他的生存的意义也大有改变，此前基本是为了对皇帝负责，从现在起，他是为了这些人而生活了，这些人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的故吏、门生不避嫌疑、不远万里赶来求教、相伴的文人学士；给他以真正的人间温暖的邻里百姓；当然还有某些正直善良的地方官，以及不少方外之交一一与翻险不认人的昔日同僚相比，这些和尚、道士给了他真正的友谊。岭海时期的东坡居士，无论就其身份与生活状况，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倾向与情感认同来说，都已从庙堂走向民间。他舍弃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苏东坡真正实践了他关于“水”的一种比喻：“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他已是如此地亲近着大地，在十月孟

听着邻家孩子的通书声②，体会着“日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滴居三适③。虽曾答应过苏辙的戒酒劝告，但不久他又喝起来了，并且自釀“天门冬”酒，漉酒的时候竟因忍不住品尝味道而大醉一场④。他不太精通棋艺，却爱坐在一旁观看别人下棋，“竟日不以为厌”⑤。苏辙虽离开了雷州，但天意凑巧，却把东坡最为关心的秦观再贬到了雷州，得以复通音信⊙。这也算得不幸中之大幸了。更令人感怀的是，当时还有一些读书人像葛延之那样，“自江阴担签万里，绝海往见”⑦，向他请教并留伴月。东坡遂教以文法、书法③。还有吴复古，“于绍圣丙子至惠州，同轼游罗浮，又过循州见撤，及轼安置儋州，复古又从之游”。东坡的眉山老乡巢谷，以七十三岁高龄，徒步自眉山远访苏氏兄弟，先见苏辙于循州，又欲访苏轼于海南，不幸病死于半途⑩。这些都是令东坡深为感动的。

东坡既以箕子自任，便自觉担负起了促进海南文化的责任。他看到当地多荒田，人们不重视农业，不得温饱，故作诗鼓励黎人从事农耕，又看到海南人信巫，杀牛作药，便作文告喻乡人重惜耕牛

陈寅恪先生说得更明了：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宋人如朱熹也早自有「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的赞语。

嘉祐二年这次试举，是北宋“得士”甚盛的一次，除苏氏兄弟并中之外，曾巩、曾牟、曾布、曾阜兄弟四人加上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一门六人并中，极是热闹。这一榜中的文学之士有二苏、曾巩，以理学名世的有程颐、张载，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之得力助手的吕惠卿、曾布也在内，这些人对北宋政治、文学、哲学影响甚巨。欧阳修惊人的识鉴力，使他能够把这一批当年最杰出的人才收入门下。

苏轼赠诗中有“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之语，他亲眼看到了当年那个大刀阔斧主持改革的一代名相，如今成了喃喃自语的骑驴病叟，这是令他深深为之感慨的。

书籍介绍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一流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文化、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政治学等七个维度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展现其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为文人的苏轼、为思想家的苏轼、为生活美学家的苏轼。全书立论严谨精辟，妙悟新见迭出，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是“苏轼传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