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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积极展示当代文学创作成果，推动优秀文学作品经典化，我社推出《当代新经典文库》，特邀著名评论家孟繁华主编*辑，收有当代实力作家的长中短篇小说代表作，共10卷。中短篇小说集《黑骏马》为其中一卷。

《黑骏马》收录了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邹静之的《风中沙粒》、王松的《哭麦》，以及袁敏的《深深的大草甸》共7篇小说。这7篇小说地域背景不同、人物性格相异，但都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探索与奋进，组成了一幅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时代特征的多彩画卷。这些作品都曾多次获奖，堪称经典。

张承志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3

黑骏马18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85

插队的故事103

邹静之

风中沙粒219

王松

哭麦269

袁敏

深深的大草甸319

张承志，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已出版各类著作100余种。作品曾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等。1968年至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古插队。

史铁生（1951-2010），北京人。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散文《我与地坛》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邹静之，1952年出生 ，祖籍江西南昌，北京长大。诗人、剧作家，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有《邹静之诗选》《幡》《风中沙粒》《知青咸淡录》《九栋》等文学作品十余种，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五月槐花香》《倾城之恋》等十余部，电影《千里走单骑》《一代宗师》《归来》等十八部，以及歌剧《夜宴》《西施》《赵氏孤儿》《长征》、话剧《我爱桃花》《莲花》《操场》《花事如期》《断金》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各类奖项。1969年至1976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劳动。

王松， 1956年生于天津，原籍北京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寻爱记》《红汞》《双驴记》《哭麦》等长中短篇小说数十部。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各种文学奖项，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多部作品被译介海外。1975年至1977年在天津宁河插队。

袁敏，1954年生，浙江上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重返1976》，长篇小说《白天鹅》《蒜头的世界》，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深深的大草甸》，短篇小说系列《九十九个女人的故事》，电视剧剧本《深深的大草甸》等，并撰写有“兴隆公社”专栏文章。在出版领域亦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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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青小说代表作，是对并不久远的特殊年代的真诚思考，更是对后世的深刻启迪。

前言

历史的证言  心灵的传

记——《当代新经典文库》辑序孟繁华

      1968年——5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延续了将近十年，有两千多万的知青与这场运动有关。十年之后，数字巨大的知青通过招工、参军、高考和其他途径，又都纷纷返回了不同的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但是，关于这场运动的文学书写却如火如荼至今没有终结。被称为“知青文学”的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知青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一方面形成了“知青文学”汹涌的大潮，将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得以表达；一方面这一现象也造就了日后中国文学强大的后备力量。时至今日，许多重要的知青作家仍站在文学创作的线。他们的作品和文学经验，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经验”重要的一部分。

      知青上山下乡，对这代人来说，是一场空前的精神洗礼和思想裂变，对他们的成长和后来的人生有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后来成了国家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在文学领域，他们引领风骚40年不衰。他们至今仍然是文坛的主力阵容而难以被超越。他们的文学创作拥有如此漫长的生命周期，应该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与他们下乡经历一定有关。现实生存的艰难、煎熬或漫长的等待以及情感世界的创伤、欢乐、矛盾等，铸就了他们理想主义情怀和坚韧不拔性格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持久的文学灵感和生活基础。这里编辑的《当代新经典文库》辑“知青小说代表作”，更多的是这代人亲历历史的文学表达，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因此这些作品也更具精神和情感价值，也可以称为是这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一代是深受5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哺育的一代人，他们对时代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着极深的集体记忆，他们相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们的“代际”特征相当明显；另一方面，“文革”和十年下乡的经历，他们中的先觉者又率先获得了反省、检讨这一历史事件和理想破碎后重新寻找新方向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尽管如此，这代人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印痕鲜明。

      知青一代的文学创作始于“文革”期间甚至更早，但形成文学潮流并为批评界所关注，则是70年代末期以后的事情。知青文学一开始出现就表现出了与“复出”作家即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一代的差别。“复出”的作家参与了对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那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当他们“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们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的过去。知青一代无论从心态还是创作实践上，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认同，但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它们恰如黎明时分的远足者，目光迷乱地在没有边际的旷野茫然奔走，这种精神漂泊激情四溢，却也写出了真实的体会和感受。

      知青一代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他们后来表现出的迷茫如同早春的旷野，举目苍茫料峭，春色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学品格，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独特的“心灵自传”的情感取向。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是竹林的《生活的路》和叶辛的《蹉跎岁月》。小说虽然在伤痕文学的层面展开，但因其文学的真实性而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学前辈的肯定。张梁、谭娟娟和柯碧舟、杜见春，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早的知青形象。因此，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应该大于小说本身：它们引爆的知青文学大潮随之爆发。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张抗抗、韩少功、王安忆、肖复兴、吴欢、陆星儿、陈可雄、阿城、乔雪竹、晓剑、严婷婷、陈村、朱晓平、郭小东、陶正、邹静之、张曼菱、范小青、池莉、李晓、邓一光、邓贤、储福金、王小波、老鬼、王小妮、徐小斌、潘婧、张梅、肖建国、李晶、李盈、杨少衡、王松、韩东等，构成了不同时期知青文学的主力阵容。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金牧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抗抗的《北极光》《隐形伴侣》；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归去来》《日夜书》；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王松的《哭麦》《葵花引》等，构成了知青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方阵。

      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于1978年，它是“文革”结束后较早书写知青的短篇小说。小说显示了张承志不同的气象和格局。当控诉的泪水在文坛汪洋恣肆之时，张承志却独自在草原深处为额吉感动并为她祈祷，他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因此，“歌唱母亲”是他感动至深的文化信念的宣喻，是一个“骑手”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力量的告白。从那个时代开始，张承志就有幸成了一个“敢于单身鏖战”的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于作者说来才重要无比。《黑骏马》则是一篇游走于大地的理想主义小说。在一首悠长古老的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中，那个忧伤的蒙古族青年踏上了漫漫的寻找长途，他要走遍草原去寻找心爱的妹妹，白音宝力格对爱情的寻找，即是对归宿和理想的寻找。但骑着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视野似乎更为宽阔。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在这个蒙古族青年的视野和经历中被展现出来。于是他获得了检讨和反省自己肤浅和轻狂的意识和能力。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使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归宿。张承志的小说成为几代读者的之书。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是当年知青文学社会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小说的背景设定于知青返城前夕，在如何面对“去”与“留”的重大选择中，有三十六个知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北大荒。这种悲壮的选择连同牺牲的战友、广袤无垠的土地和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小说肃穆、凝重和崇高的文学气氛。英雄主义、热血青春是响彻小说的高昂旋律。虽然知青在北大荒历尽了生存苦难和命运挫折，但作品却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在展示知青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也转化为了审美的对象。这一写作模式与红色经典构建起了历史联系，这也是激情岁月理想迸发的潮。张抗抗的《北极光》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知青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北极光”这个意象不仅是自然奇观，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联想。主人公陆岑岑的北极光想象隐喻了她高洁的内心和拒绝与俗世同流合污的精神信念。她的爱情履历并不是寻找爱人的过程，而是寻找精神同道的过程，她与三个男青年的关系就是对“完美”和理想的想象关系。她后钟情于一个青年管道修理工，预示了她并不在意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管道修理工坎坷的经历、丰富的思想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的形象，既酷似保尔，也类似牛虻。这一选择和意属，既表明了作家在那一时代对理想和完美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她所接受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认同。这个时代留下的青春文学，应该是动人的文学景观之一。他们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探讨在今天仍然让人怦然心动；那些浪漫、感伤或多少有些戏剧化的悲壮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既贫瘠又富有的青春时代，它是一代人对生活、对人生以及对社会诚实思考的记录。

      阿城的《棋王》虽然也是知青题材的小说，但它发表时知青文学的大潮已过，它被文学史家纳入“寻根文学”。当知青文学经历了悲喜交加之后，阿城从平常人生的角度重新书写了知青生活场景，并在日常生活中衬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色，无论在人生境界还是在修辞炼句上，也多从古代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这部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棋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也从一个方面终结了知青文学在社会性和文学性写作的单一。从此，知青文学向四方离散，从题材到书写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知青文学发展至王小波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作家自身，都意识到了文学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王小波使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黄金时代》无疑是王小波好的作品，这部作品不止因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而使王小波名噪一时，同时也为90年代以来的大陆读者格外重视。如火如荼、激情万丈的癫狂年代，在作者的叙事中仅仅成为一种底色和背景。作品对“文革”反人性的揭示，是隐含于文本之外却又是更为深刻的，从而也证实了王小波作为一个小说家超前的先锋性。

      王松的“后知青小说”，发表于2004年之后。他的小说超越了知青文学经历的不同潮流。在王松的小说中，“文革”或知青下乡只是小说的整体背景，他主要讲述的是知青在乡下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一种具有“原生态”意味的知青生活。当知青在乡下度过了短暂的理想主义想象之后，精神与生存的双重贫困，使知青迅速放弃了脆弱的理想主义，精神上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与贫下中农的师生关系也迅速形成对峙关系。民粹主义的想象在现实中坍塌，乡民的质朴、友善、诚恳也伴随着狡诈、自私等。因此，与乡民在心智上的“较量”，就不止是年轻人的恶作剧，同时也潜隐着一种恶意的报复或无意识的叛逆成分。《葵花引》中的小椿，用蜂蜜涂抹在母牛的鼻子上，母牛为躲避蜜蜂走进池塘，当只剩鼻孔在水面呼吸时，小椿用精准的弹弓打在牛鼻子上，致使母牛溺水而亡。知青们对待牲畜的非人性态度的扭曲，在《哭麦》中得到了更有效的诠释。知青们把黄毛藏起来之后，恶作剧地将一张狼皮粘在了羊的身上，然后给它吃田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懵懵懂懂改变了习性，温顺为攻击所替代，食草改为食肉。村民骚动人人自危。知青人性残酷性的改变过程，与羊的性情变化就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因此，王松的知青小说在本质上就是知青生活的寓言。

      知青文学是这代人历史的证言，是他们心灵的传记。无论如诉如泣、慷慨悲歌还是渡尽劫波心如止水，如果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知青文学，我们也大抵可以了解到那段历史的某些方面。因此，知青小说不仅塑造了大批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再现了某些历史场景，还原了那一时期社会、尤其是青年的普遍的心理状况，并通过知青文学提供的无数历史细节，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包括知青小说在内的知青文学，就远远超越了它们自身的文学价值而流传久远。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巨大变化，知青一代作家后来大多离开了知青题材，不再书写个人知青经历，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书写对象，但知青经历对他们的文学情怀和关注对象的选择仍然意义重大。由于规模所限，《当代新经典文库》辑“知青小说代表作”没有收入更多的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收入作品的选择尺度也一定是见仁见智。略感欣慰的是，找到已经出版和还将陆续出版的关于知青文学的选本并不困难，读者自有选择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书系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诸多知青作家的热情支持，每每想起总有一股热流在心中流淌。一个群体的情感和情怀总是如此相似并且持久，这让我——作为编者的老知青非常感动；李师东先生既是组织者，也是严格的“审查者”，作为老朋友，他的认真、坚韧和“苛刻”，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没有他就不会有这套丛书的诞生。因此我感谢他。2018年8月5日于北京酷暑

书籍介绍

《黑骏马》收录了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邹静之的《风中沙粒》、王松的《哭麦》，以及袁敏的《深深的大草甸》共7篇小说。这7篇小说地域背景不同、人物性格相异，但都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探索与奋进，组成了一幅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时代特征的多彩画卷。这些作品都曾多次获奖，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