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后，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

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像刘国光、董辅礽、高尚全；有的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历史局限。

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主体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体察。19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将发自中国社会基层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政府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

本书曾获《新京报》、《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入围新浪、搜狐等媒体年度好书榜。此次增订新收录《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杜润生：好大一棵树》等篇目，并有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以及朱嘉明回忆马洪先生的长文《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 / 朱嘉明

序 言 / 刘国光

序 言 / 高尚全

自 序

楔 子

【代（1900—1920）】

三本书的命运

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

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薛暮桥：把“漏洞”改成“大门”

蒋一苇：挺进，挺进

访日归来

承前启后的结构组

光荣绽放的工经所

[附录]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 朱嘉明

遥想“技术中心”当年

1983—1984年，中国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大讨论

“孙冶方奖”的精神

徐雪寒：丹心雪寒

新老交替：经济中心的投票

常识战胜愚昧：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

杜润生：好大一棵树

【第二代（1920—1940）】

体改委：改革的“中枢”

吸引外资：谁利用谁

探索与选择：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

刘国光：从标兵文章到双重模式

完美的互动：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

颐和园讲习班

开讲西方经济学

东欧来风：布鲁斯

东欧来风：奥塔·锡克

东欧来风：科尔奈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道口有道

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

西天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早的访问学者

1985：巴山轮之行

《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

董辅礽：守身为大

一颗留下轨迹的流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对话1987

改革思路的碰撞

【第三代（1940—1960）】

脚踏实地的发展组

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

天津会议：腾飞的构想

《论坛》春秋

西部畅想曲

组合的力量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 记

增订本后记

柳红，独立学者。1960年生，山西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工学学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现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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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朱嘉明（选摘）

在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周年之际，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版，值得高兴。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近年来，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表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的怀念情感，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民族性”历史记忆的表现。

在1980年代“民族性”的历史记忆背后，其实有着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结构”，或者“精神范式”，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其中为重要的因子。

中国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丰厚和多元：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以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上学；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家里有上“三大件”；知青的理想，回城，读书，找到工作；在科学家那里，让科学的春天持续下去，就是理想。

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还有浪漫主义。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的理想主义是共通的。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1980年代改革，是对计划经济和当时体制的一次解构，解构过程导致社会呈现出增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只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于是，改革导致人们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解放，核心的是人性的解放，激发出丰满的、色彩斑斓、万象纷呈的历史时期。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浪漫主义，与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有些相似之处，基于对传统理念和理性的幻灭和批评，重新认知直觉和想象力，其中伴随着一种波及社会不同层面的精彩和活力：星星画展，朦胧诗，意识流，校园歌曲，沙龙，聚会，交谊舞，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等等。连经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轻工业品之后的商品消费，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广告、烫发、时装、色彩、商业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那时，经济学家也有他们的浪漫，为农民疾苦呼喊，为工人争取奖金，为企业扩权发声，为证明和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活动、写作、建言。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莫干山会议”，体现了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人们怀念1980年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那个年代存在过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永远有魅力，现在人们的失落是基于这样一个反差。但是，如果就此以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脱离现实的，那是不对的。改革的真实历史场景是严酷的，人们需要改变思想，承认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还要承认，“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改革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所以，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但是，仍然选择改革，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改革需要直面严酷事实，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他们之所以按手印，签生死状，决定包产到户，其实既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新的翻身，为了人的尊严，也是一种理想。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起初，就是为了一个理念：让内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冒着丧生于退潮的海滩上的危险逃到港澳去讨生活。所以，现实和理想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只是后人在提及民族记忆的时候，会把理想主义背后的现实淡化。要知道，在历史的某种状态下，对多少年轻人来讲，能够吃饱穿暖，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能够摆脱说话的恐惧，那就是理想。

当然，后来总结1980年代，还是需要反省的。1980年代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它们的共通之处包括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高估，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低估，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

如果说，改革十年时，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改革和发展空间的想象和奋发有为，改革二十年时，人们开始投入商海，追逐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快感，那么，在改革三十年时，一方面是奥运会推动的“崛起”高潮，一方面是贫富差别的扩大，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

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 （选摘）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1978年以来，与改革有关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不计其数，没有哪一个像莫干山会那样被持续关注，被视作可以发掘利用的遗产。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自2012年开始，每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中青年理论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三年，题目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

莫干山会并非自上而下、官方发起，而是一个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其创意来自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1950年生）。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1978级研究生同学，此时职务是助理研究员。197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北京知识青年回城、上大学、读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现实和命运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讨论问题、调查研究的圈、组，或称“民间思想部落”。比如：1980年聚在一起的“四君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2年的“青年就业研究组”，1983年的“流通组”、“国情组”，以及“国民经济双周讨论会”。1984年春天，朱嘉明、黄江南和《经济学周报》社张钢（1948年生）去南开大学，和那里的朋友谈了关于莫干山会的具体设想。张钢成为会议筹备和举办的重要操持者。

即便三十年后回过头再看，莫干山会议的主题和七个课题组的设计，都不得不说既有新意，又从现实出发，覆盖了改革所面临的各个领域。这是会议的“骨架”。而把问题讨论透、讨论充分，而不是开那种流行的“神仙会”、说“神仙话”，确实需要创造新式的开会方法。在这方面，莫干山会议无疑是“创新”：会议论文只是入场券，会议期间不宣读论文。

挂牌讨论，是莫干山会的一大发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陈述理论，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6日晚上，组的挂牌讨论达到高峰。据马小冈回忆：“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敲茶杯。其他组代表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挤一百多人，许多人站着。我把茶杯几乎敲碎，无法阻止激辩。”原《经济学周报》的马力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人多得啊，里屋小，桌子板凳，大家挤在上面，连外屋都堆满了人。大家使劲吵，各种观点的人在争吵中做了修正，后，谁都不是完全固守原来的观点。”她提到一件趣事：张维迎陕西口音特重，让人听不懂，能在会上发言吗？她去问张维迎。张维迎回答说自己行，“都答辩过了，还得了优呢”。

1984年的中国，刚刚告别“文革”八年，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还在，在人民币价值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排名世界120名之后，是一个贫困的“超级大国”。这些与会者经历了压抑贫困的漫长岁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渴望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并且相信改革开放是选择。莫干山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把一个个历史课题抛向天空，再给以回答。莫干山会将青年人推上历史舞台，使新生的改革力量得以聚集，从而改写了1980年代各种社会力量的版图。

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钱塘涌潮之，排山倒海，声浪震天。莫干山会散会那天是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五。第二天，9月11日早晨8点，与会者乘车前往海宁，赶在下午2点观大潮。刚刚下山的青年，聚精会神于潮涨之壮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眺望潮水涌来退去，对改革前景充满乐观憧憬。他们无法预见，往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那么惊心动魄，走向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的道路那么曲折艰辛，历史和社会的代价是那么沉重。尽管如此，莫干山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却不会因为转型过程的困苦而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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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今天的人理解《短缺经济学》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在世上所剩无几，与之相联系的短缺也很少存在了。然而，在人类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几亿人，几十年生活在短缺经济中。难以计数的人饿死在斯大林强制集体化中和中国“大跃进”之后。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在严寒里排队凭票购物的经历，短缺意味着贫穷，而支持短缺的是自诩为最优越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科尔奈的伟大在于他描述和揭示了这一切；他的遗憾，或幸运，则是所描述的制度在地球上不复存在了。无论如何，科尔奈对于20世纪经济思想的贡献是独特的。

当年为《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中，有一个是皇帝的新装：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这个设计图一直挂在科尔奈的办公室墙上。

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五道口“养不起”自己的教师队伍。其实，刘鸿儒所代表的创建者压根儿就没想那么干。他们意识到不仅是要避免近亲繁殖，还要网络天下人才，形成杂交优势。对此，国家教委曾有不同意见，理由很简单：没有专职教师队伍，怎么能保证培养水平。而事实是，小小的学校，把全国的优秀老师都集中进来了，以小博大，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刘鸿儒去跟他们辩论，说鲁迅夹着包到各所大学讲课，没有囿于一地，才发挥了那么大作用。1987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进行检查评估。结果是，货币银行学五道口第一，人大第二；国际金融学南开第一，五道口第二。

1979年元旦后不久，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

薛暮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

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媒体评论

经济既是国家大计，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不仅仅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历史，更是几代经济学人为重塑社会而付出的努力与斗争，所留下的遗憾与期待。我们致敬柳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经历转型之艰与瓶颈之痛的时刻，更需要从改革的源头之处去寻找新的动力。——《新京报》年度商业书致敬辞

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界，从人与事入手，搜集史料，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为逝者，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朱嘉明【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柳红

书籍介绍

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后，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

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像刘国光、董辅礽、高尚全；有的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历史局限。

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主体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体察。19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将发自中国社会基层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政府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