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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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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应得的权利方面，我希望女儿知道什么呢？我希望她知道，她有权感觉到痛苦，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在感觉到痛苦后，她有权大声哭喊或寻求帮助，她在权得到关心、安抚和照顾。我希望她知道，她有权让人相信她的身体需求和情感需求，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她应该得到照顾，不论是在医疗方面还是其他方面。

我希望她知道，她有权获得身体的自主权。当有人表达了想要触摸她的欲望时（是的，他们必须询问，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她是同意的），她有权选择是否被触摸，何时可以被触摸，以及如何被触摸。我希望她知道，拥抱和亲吻，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始终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希望她在任何人可能侵犯她的身体时都可以毫无内疚和羞愧地说“不”。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希望她知道，她有权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殖能力，并且知道，要不要生孩子是她自己的决定，别人无权代替她决定。

我希望她知道，她的性别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她完全有权告诉我们是我们错了。我希望我们的女儿知道，成为一个男孩或成为非二元性别者不仅是可行的选择，而且会在我们这个家庭中得到积极的接受和支持——我们会坚持斗争，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所有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的儿童和成人可以自由发展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女儿知道，无论是女人，还是非二元性别者，和男人一样，都有权在履行成年人的责任时得到别人的支持。我很欣慰，在她生长的家庭里，她很可能（甚至完全可能）看到她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做饭、洗碗或者洗衣服。研究表明，那些父亲在家分担家务的学龄女孩往往会更有抱负——例如，她们会说自已想当律师或医生，而不是选择一条传统上局限于女性的道路，例如当教师、护士或是全职妈妈。即使父母双方都明确支持性别平等主义，但如果是母亲多做家务，上面的传统模式仍然成立：这似乎就是行动胜于雄辩了。无论孩子的想法会不会变成长期的人生目标或职业选择，这些至少表明，在性别分工方面，孩子们受到的潜移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

总的来说，我觉得厌女症有点像为了让狗乖乖待在电子防护栏内而戴的电击项圈，这种隐形的防护栏在郊区越来越普遍。厌女症肯定会造成痛苦，而且经常造成痛苦。就算有些时候厌女症没有直接伤害某个人，它还是会阻止女性去冒险打破边界。如果我们偏离常态或犯错，我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相对于厌女症，我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它是指那些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的看法、观点和假设——包括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以及在那些历来都是男性拥有权力和权威的领域内，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厌女症，而不是性别歧视，但这两者总是共同发力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总的来说，我对于厌女症的论述旨在强调，不要把重点放在厌女症的个体施害者身上，而要放在厌女症的被攻击对象和受害者身上。这么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一些厌女事件根本就没有个体施害者，厌女症可以是一种纯属结构性的现象，通过社会机构、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来实施。其二，要认识到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性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心理的不可知性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治疗师，要想知道这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状态和最根本的动机往往是很难的（即使是作为治疗师，这样的了解也可能不可靠）。但我对厌女症的讨论不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之后，才能指出他们在实施厌女行为或成为厌女症的帮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种我们更有条件确认的东西：女性正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面临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原因是，她是一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一换句话说，一个身处历来都是由父权主导的社会中的女人（我相信，这涉及大多数女人，虽然不是所有女人）。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她受到这种恶意对待是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她是个女人一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可能实施厌女行为一比方说，有些女人会瞧不起其他女人，或者宣扬某种让男人逃脱罪责的道德观，但对有同样行为的女人却会严加指责。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最好是把厌女症主要视为女性所处社会环境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性别，在很多情况下还因为与性别有关的“坏”行为，遭受到充满仇恨和恶意的对待。即便如此，我不想否认，有一些人作为个体确实应该被称为“厌女者”。应该承认的是，“厌女者”是个具有评判性的贬义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褴用这个词，以免让这个重要的语言武器失去它特有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所以，我提议把厌女者定义为实施厌女行为的“高手”：那些和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相比，格外频繁、格外执着于实施...

《应得的权利》这本书讨论了厌女症、同情男性施害者，以及男性应得权利感（male entitlement）这些现象如何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压迫性体制合力产生不公平、不合理，有时甚至是离奇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多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期望女性为指定的、往往是拥有特权的男性（privileged men）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同时要避免从男性那里拿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渐渐地，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商品是特权男性应得的，这些男人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从女人那里得到了这些商品，作为施害者的他们还经常会得到同情——特别是在涉及性的时候，虽然绝不只限于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表明，男性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催生了一系列厌女行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某个男人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常常会面临惩罚和报复——可能来自这个男人，可能来自支持男性施害者的人，也可能来自她深陷其中的社会结构。

不仅如此，在这个体制中，女人经常被不公正地剥夺她们真正应得的商品，包括女性化商品和男性化商品。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包括身体疼痛得不到足够照护，难以取得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重要职位，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无权发表观点。

然而，幸运的是，要取得进步不需要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明确不公正的事情才是不公正的一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也从未有过。与此相反，我们能够——而且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必须以日常生活中富有勇气和创造力的行为为榜样，以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抵抗为榜样，无论这些榜样来自个体还是群体，来应对这些不公正现象。我无法知道，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我知道：我们一定要抗争，这很重要，也很值得。而且，如果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才能更好地与之斗争。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写下了这本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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