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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使用手册》是著名人类学家、哲学家迪杰·法桑教授在法兰克福关于生命伦理的系列演讲集。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迪杰·法桑教授论述了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了综述和反思。本书通过在三大洲进行的研究，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以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生动的人类学细节为基础，以物质和经验、生命和生活的双重表现形式来思考生命，揭示了我们对待人的生命所涉及的道德过程，从而调和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

通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处境、死亡率和死亡赔偿金的差异，以及系谱学和民族志调查，生命de 道德经济学揭示了当代社会对待人类的方式——潜藏着深刻的不平等——蕴含着令人不安的张力。将这部关于生命的人类学作品的各个部分拼在一起，就像乔治·佩雷克的拼图游戏一般，一幅图像便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生命的不平等。

前言 小限度的理论

章 生之形式

第二章 生之伦理 

第三章 生之政治 

结语：不平等的人生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迪杰·法桑（Didier Fassin）生于1955年，是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兼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领域终身教授，已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公共卫生主席。他曾在塞内加尔、厄瓜多尔、南非和法国进行实地研究。他近的研究与“惩罚”和“生命”这两个主题有关，前者他在伯克利的“坦纳人类价值讲座”中有所论述；后者则是他在法兰克福学派大本营“阿多诺纪念讲座”的演讲主题，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便根源于此，浓缩并融汇了这位学者毕生工作的精华所在。

译者简介：

边和，198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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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采取上述视角，将不平等作为探讨的核心，但并不是为了对构成生命的所有元素给出一个完整的叙述。我没有讨论审美层面的生命，例如关于“生活的艺术”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虽然已有的文献对此已有深入的讨论。我决定不去考虑文化分析，因为它已经被应用于消费社会和未来场景的研究文献中，与人生故事相比，我更感兴趣生之形式；与什么是好的人生相比，我更感兴趣将生命本身视作至善的生之伦理，与治理人群的方式相比，我更感兴趣社会如何有差别地通过政治来表达对生命的不同估值。在本书中，我想要理解的是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政治经济学交叉点的生命，及其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表现。用尼采的话说，“生命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如我在序言中所说的，与其面面俱到，不如注重于论述的自洽性和完整性。对我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反思生之不平等的问题都比构筑某种不可能完成的生之人类学要更重要、更具紧迫性。必须承认，以后者为目标的一些人类学著作并没有让我感到十分信服和满意。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和选择也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并导致本书的论述似乎与不少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研究背道而驰。想论述不平等现象，就意味着要把社会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不仅关注其中的底层，而且试图理解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别，同时避免将社会看作同质均一的体系。因此，我们首先应该避免去将那些被放逐、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生与其他人分离开来，避免一种对悲惨的品味，而是要考察他们身处的社会关系，其根本上的不公正是如何通过隐含或直白的生命等级观念而产生的。正是这种等级观念才使得这些人被矮化、歧视和虐待，而同时另一些人得以享受特权。其次，我们的问题不是去反思某些当代社会中通行的特征，例如常见的研究对所谓个人主义、消费至上主义、惩罚措施或监测机构的大行其道、以及建筑在奇观之上的帝国主义倾向等等进行批判，然而同时却不去关注这些社会学倾...

我之所以从不平等的视角来讨论人生，除了理论上和实际的考虑外，更带有某种伦理和政治的诉求。在我所研究的这些境地生活的人们不只是受害于他们生活中的种种被剥夺的方面，更因为他们生命的异化并没有人去形诸于文字。作为现实的生之不平等并非社会科学家的新发现：而是那些受害者日常知觉的一部分，虽然他人通常对这些选择忽视、遮蔽、甚至挑起争议。反映了这些知觉的各种抗议活动也极少得到承认：想想那些在法国营地中将嘴唇缝住的难民，厄瓜多尔监狱中将自己钉上十字架的囚犯，对占领军进行以卵击石的攻击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黑命攸关”运动中抗议警察暴力的活动家们。但对不平等的认知更经常地以一种隐秘的、无形的方式被表达在与家人朋友的私人谈话中，或甚至在与记者或民族志学者的交谈当中。

通过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法国的研究经历，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虽然公开的程度各异，但都一致地谴责不公正以及对不公正的否认。……因此，对于那些承担了生之不平等之重负的人们来说，最为基本的认同不仅包括去认识到他们作为受害者所日常经历的现实，更需要去正视那些对不平等本身是否存在的否认声音，而这对受害者而言再熟悉不过了。这也是我采用“用户手册”作为副标题“，并且可称为具有批判性的道理所在。

在批判思想的两种不同理路之间，通常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关系。前者以马克思与霍克海默的思想为例，认为我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囚犯，它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批判的工作因此具有某种自我解放的功能，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异化，也就是说那些妨碍我们去分析自身生存境遇的逻辑、利益和权力一虽然事实上那些被压迫的人民通常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心智，比这些理论家假设的要丰富得多。后者则以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为代表，他们指出我们受到自身成见所限，通过成见所看到的事物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假象：而批判的工作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身所持的价值观、准则和表现中刻...

诚然，这些法律和政策只能影响到这些真实的人生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中很小的一部分、生之政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策，更是整个社会介入的结果。这两个故事向我们褐示，在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形差异之外，种族歧视、空间阻隔、经济落后，以及社会的边缘化等等因素加在一起，都可能导致社会性死亡先于生物性死亡而发生。除此之外，我

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描述那躲藏在非法居留公寓深处、重重百叶窗之后的法国病人，还有那泥坏小屋中蜷缩着、被自己家人厌弃的南非病人？

这些个案也许因其主人公的悲惨经历而显得较为极端；社会因素与生理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并非总是如此易于追索。但正是因为这些个案将上述因果关联放大和夸张地表现出来，它们更向我们明白揭示了两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首先，我们需要分别考虑通过排斥或是通过剥削而导致的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在通过排斥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中，当事人被认为失去了任何社会用途，甚至成为某种负累，其生命对社会而言毫无价值。而通过剥削而导致的不平等则将当事人视为劳动力，其生命仅仅在它可以对财富生产有力的情形下才被考虑。其次，制造这两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条件背后，更存在着某种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为了达到排挤或剥削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目的，人们需要首先合理化这些对待他人和对待自身的行为方式。对当事人及群体的人格贬低事实上为恶意对待他们提供了合理化的框架。政治经济学与道德经济学不但紧密相连，并且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案例中看到，前者不仅先于后者存在，而且存在于后者之下。

归根结底，政治是一种社会对个人生命的干预行为。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此，他将这称作“生命政治”，虽然这个词语在他的著作中更准确的意思其实是对人群的治理。福柯对这种干预过程（即所谓治理的技术）“如何”成立要比干预了“什么”（政治活动的实质）更加感兴趣。在这里，我采用稍有不同的“生之政...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在那些自认为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将抽象的生命视为至善的伦理并未组织具体的生命得到不同水平的估值；保护受威胁生命的国际责任并未能阻止这些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民受到无情的镇压；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原则更无法根除舍生取义的牺牲行为。通过这些事例以及对生之不平等更为普遍的探讨，我希望说明上述两种批判理论并非无法沟通，因为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正是去改造世界的前提之一。当然，去揭示生命的道德经济学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不能让当即世界变得更加平等，但它至少为那些希望争取公义的人们提供了某种斗争的武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差异不断加深，排斥的话语和歧视的行为屡见不鲜，因社会背景、肤色、信仰、国际或性别而对某些个人和群体进行打压和边缘化的态度越来越明目张胆；更糟糕的是，谎言和欺骗被愈来愈多地当作权力来征服和显示力量的工具。因此，批判理论无需在斗争性与清晰度之间作出舍此去彼的选择。去揭示和阐明人类生命的不平等待遇究竟说明了什么、又预示着什么，正是思想者与政治行动者应该去做的；而这也是批判理论工作者应该怀着谦虚而坚定的态度去加入的。

我在二十世纪初到桑加特做过田野调查，2016年1月又回到加来。

另外，如果将伊拉克战争前八年中所有的统计数据算在一起，美军损失的4500名军人家属都得到了经济补偿，而多达500,000万、大多为平民的伊拉克死者当中则很很少有人能够有资格得到赔偿…

编辑推荐

“阿多诺纪念讲座”演讲精华，揭示全球化的暗面，法兰西学院公共卫生主席论生命人类学

媒体评论

破译全球化世界中衡量人类现实生命的潜在规则，需要人类学家的敏锐眼光、社会学家的经验主义审查，以及道德哲学家的想象力。迪杰·法桑难得地集所有这些才能于一身，据我所知，他是位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学者。每个对全球化的暗面感兴趣的人都一定要阅读这本书。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歌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在一个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迪杰·法桑大胆地聚焦于人类生命价值持续不平等的问题。这本书在生动的民族志细节的基础上，以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揭示了我们对待人类生命态度背后的道德和政治过程。这本书的内容极富于同情心且令人鼓舞，为学术辩论做出了贡献，并将吸引广大读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 

对道德哲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所作的雄心勃勃的综合，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将存在同时理解为物质和经验、生物性和传记。

 ——《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期刊》

前言

前言 小限度的理论

如果一个生命直接去满足它的使命，便无疑会错失它……思想等待着一次觉醒在某一天被我们所错失的记忆唤醒，然后变成一种教导。

———西奥多·阿多诺 《小限度的道德》

既然作为概念的生命如此起落不定，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还能够想象或者说应该去追寻一种“生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life）？让我们从一个表面上的悖论说起。虽然人类学家对于访谈对象的人生总是抱有强烈的兴趣，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生平叙述，他们却鲜少将这些生命本身当作一个特异和正当的对象去研究。在共时性研究中，人们的生命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绽放；在历时性研究中，人们在叙述中重构自己的生涯。他们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分析亲缘关系、神话、社会结构、宗教实践以及政治机构的实证研究素材。即便在为贴近个体的传记写作中，研究者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如何去理解人生轨迹、具体处境，以及个体情感上，而极少将生命本身当作一个同样重要的对象去认知。生命仅仅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使得学者得以到达某些概念和事实，以便于他们对社会进行更好的描述与阐释。

近年来，人类学家们开始将生命本身当作研究对象，主要从如上所述的自然或人文视角入手。一方面，在所谓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语境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生物学、物理学甚至信息科学研究中所探索的生命现象，已经产生了大量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知识、实践与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聚焦探讨的话题包括基因组学与表观遗传学、干细胞研究与细胞凋亡、可遗传的性状与再生医学、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以及神经科学在犯罪学中的应用等等。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对前沿的生命科学研究加以理解和阐释。另一方面，在更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内，近期有不少发表的著作是基于个人生平经历，那些生存的平凡细节，并且通常将目光投向全球那些受到贫困、疾病和灾难困扰的地区。所涉及的主题包括巴西贫民区中儿童的夭亡、印度农村的穷人、巴拉圭阿约雷奥（Ayoreo）土著人的困境、加拿大北部因纽特族群中的自杀问题、塞拉利昂内战带来的创伤与失落，以及美国海外战争中归来的受伤退伍军人心灵的苦难等等。在这些研究中，生命通常不只是被从当地男人和女人的经历这样一个主观维度来呈现，这些研究还关注那些使社会得以对待和形塑生命的客观条件。只有医学人类学中的少数学者曾试图合并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视角，将疾病这一现象看作生物学与传记写作的交叉路口。除此之外，这两条理解生命的线索在人类学中仍然大抵保持平行而不相交。

以上提到的这些研究取向仍然未能勾勒出“生命人类学”的大致轮廓，而毋宁说是“生命科学的人类学”以及“人生经历的人类学”两回事。然而，近有一些研究开始另辟蹊径。类工作可以说是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为了反驳一种将生命视为有起点和终点的现象，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提出“让人类学回归生活”的可能性，认为人生“是无尽展开，而非闭合的”，生生不息，死不是生的终点。每一个人是自己人生的制造者，因此也是历史的制造者；而历史则交缠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因此，他将生命看作嵌入不同时间尺度中的线条，万物都在时间中完成自己的旅程。人类学家的任务则是去记录和解释这旅程的重要性，解释人们在生涯中如何认知世界、与环境建立联系、进行物质生产，以及创作故事、走、呼吸、思考。第二类工作是本体论的（ontological）。埃德瓦多·柯恩（Eduardo Kohn）试图挣脱“人类学”这一学科命名的词源学上的限制，提出一种“超越人类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亦即将人文主义的视角去中心化。基于这一理念，他在亚马逊地区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狗会做梦”，还有“森林会思考”。柯恩认为，人类对世界所作的再现（representation）并不一定是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只是占据了世界中的一个特殊位置。这种“生命的人类学”坚持一个前提，即将一切存在于物理环境或精神领域的生灵同等看待，去承认他们能够通过符号去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拥有独立于人类的表意能力。与那些主张动物权益或环境保护的行动者所捍卫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生态学原则不同，柯恩并不是主张一种伦理学上的立场，而是提出一个认识论上的预设，它迫使人们换一种方式来理解世界。第三类工作则是文化主义的（culturalist）。在“将生命当作对象”（take life as object）的口号下，佩里克·皮特乌（Perig Pitrou）邀请人类学者去“研究不同的人群如何看待生灵的官能特征，以及他们如何去论述生命现象的动因”，因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区分和归类生命现象的元素和过程，包括在人的身体中或是周遭环境里观察到的”。具体来说，皮特乌主张“系统地去审视在地文化体系中关于生长、繁殖、衰老、伤痕和适应的概念”。不去将生命还原为某种“在个体之间循环往复的物质”或者“可供观察的特征或行为”，而是去注意“那些使得人们能够去理解这些现象来源的潜在理论”。这种让人联想到民族学的取向很容易发展出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从而对西方中心的生命观作出挑战。在这三种框架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米歇尔·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范式，但如下文所述，我认为福柯的“生命政治”并不是如字面意义所说的“生命的政治”（a politics of life），而毋宁说是对人群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populations）。

书籍介绍

本书是著名人类学家、哲学家迪杰·法桑教授在法兰克福关于生命伦理的系列演讲集，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迪杰·法桑教授论述了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了综述和反思。本书通过在三大洲进行的研究，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以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生动的人类学细节为基础，以物质和经验、生命和生活的双重表现形式来思考生命，揭示了我们对待人的生命所涉及的道德过程，并从而调和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